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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-01-10 10:54: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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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ww.13hg.com,文/李零

文艺复兴以来,欧洲人认祖归宗,把希腊当欧洲历史的源头。其实,现代欧洲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遗产,中世纪基督教世界是罗马帝国解体的遗产。它跟罗马的关系要比希腊更直接。20世纪80年代,大家以为,欧洲先进,全靠民主,民主的摇篮是希腊,民主的基因在雅典。这很符合那个时代的思潮,但跟实际历史对不上号。

希腊是在现代背景下被发现,被解读,被美化。波斯帝国国王薛西斯(前485年—前465年在位)败绩欧洲,被看似弱小根本不堪一击的希腊打败,是个希腊人自己都纳闷,做梦都想不到的事,因此很有文学效应。这事常被西方人渲染为“民主打败专制”。近年,美国拍了两个样板戏,《三百壮士》《亚历山大》,更把这类神话吹破了天。

民主的“神话”

地理上的希腊是一堆半岛、小岛的统称,从地图上看,简直像一堆碎片。它并不是古代世界的中心,而是僻处其西隅。整个环境,不是山,就是海。希腊有农业,但农业不发达,粮食要从外面的黑海沿岸和其他地方进口,出口产品是橄榄油、葡萄酒和图绘精美的陶器。他们靠山吃山,靠海吃海,拿这些东西换吃喝。海上贸易和海上劫掠是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。他们像骑马民族一样,流动性很强,只不过不是逐水草而居,而是哪儿有买卖上哪儿去,四海为家,到处移民。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近代欧洲的海外殖民。它跟波斯的关系,主要是从海上挖墙脚,侵扰小亚细亚和埃及。

希腊世界,山海阻隔,小国林立。希腊城邦的自治传统和岛民政治有关,和民主不民主无关。这种小国的君长,可能是世袭,可能是自立,可能是选举。选举不选举,并不是关键,关键是谁选、选谁、谁代表谁。希腊曾经有六种政体,君主制—贵族制—共和制是一系,僭主制—寡头制—民主制是一系。前者是贵族政治,后者是富人政治,都不是平民政治。僭主制、寡头制和民主制都反对贵族统治,区别只是在于,打倒贵族用什么方法:一人专政,少数专政,还是多数专政?所谓民主,只是扩大选举范围,寻求民意支持罢了。当家做主的还是富贵人家。当时,僭主并不等于专制暴君,民主也不等于平民主政。

早期城邦去氏族制未远,政体仍以族群为背景。当时的族群有土著、外来之分,有山地、平原、沿海之分,并跟职业传统有关。如贵族多是能自备甲盾、马匹的武士,富人主要是工商业主。斯巴达尚武,一直是军人专政,当然推行贵族制。雅典重工商,才提倡僭主制或民主制。表面上,君主制和僭主制是一人说了算,贵族制和寡头制是少数说了算,共和制和民主制是多数说了算,好像君主和僭主是一码事,其实不然,僭主不是世袭君主,只是权重一时的执政官,他是因平民弱而贵族强才独断专行,但势单力薄,又不得不寻求平民的支持,有时甚至出自民选。在古人看来,反而和民主制是一路。

雅典政制,早先也有过王政时代和贵族统治,后来行僭主制。希波战争前,整个希腊世界流行的是僭主制,而非民主制。如梭伦改革的梭伦就是僭主。他提倡法制,不是为民主。僭主制,无论在雅典,还是在工商业发达的爱奥尼亚,到处都是从贵族制到民主制的过渡,而且是内忧外患的产物。当时的民主制不是多党制,也不是两党制,而是一党制。保守派上台,一定驱逐民主派;民主派上台,一定驱逐保守派,斗争很激烈。选举者可以是平民,但女子、小人(奴隶)除外。被选举者,有些人是贵族,有些人是富人,有些是既富且贵人。无论哪一派上台,都出自名门望族。

希腊各国,小国要受制于大国,国内关系要屈从于国际关系。如雅典党争,无论僭主派,还是民主派,都借重外部势力,真正的派别划分是在对波斯的态度。民主派和僭主派,都可能亲波斯,也可能反波斯,全看是否有利。反过来,波斯也一样,僭主派,它支持过;民主派它也支持过。支持不主持,也取决于利益。

雅典民主派为了阻止被驱逐的僭主回国,曾向波斯俯首称臣,但得不到波斯支持,又派兵入侵,支持爱奥尼亚的僭主叛乱。波斯境内的希腊城邦,早先多是僭主制。但爱奥尼亚叛乱后,波斯把所有僭主都废了,一律改行民主制。可见我们不能用“民主、专制二分法”来解释一切。

希波战争像赤壁之战?

波斯是大国,大国靠兼并而立。它分五大块,小亚细亚是第一块,地中海东岸是第二块,埃及是第三块,两河流域是第四块,伊朗和伊朗以西是第五块。两河流域,农业背景最深,是帝国的中心。西边三块环地中海,有航海背景。东边一块有游牧背景。三种生态环境,它都有。这五大块,包含种族、语言、宗教、文化不同的许多国家,硬捏一块儿,免不了有裂痕,加之税负很重,叛乱此起彼伏,往往“按下葫芦浮起瓢”。其边患主要来自沿海各省,特别是小亚细亚和埃及,伊朗以东也有乱子。波斯控制着从黑海沿岸到地中海东岸和埃及的广大海域,断了希腊的财路。希腊跟波斯过不去,那是理所当然。

希腊世界都是小国,小国无力抗衡大国。抗衡大国,只能靠联合。波斯打希腊,反而促进了希腊的联合,中国古代有会盟,盟主是霸主。比如春秋五霸,都是通过会盟当霸主。雅典有提洛同盟,斯巴达有伯罗奔尼撒同盟,盟主也是霸主。小国如何变大国,按我国讲法,是由邑而国,由国而霸,由霸而王,由王而帝。西人所谓的“雅典帝国”“斯巴达帝国”,只是霸,不是帝。马其顿统一希腊,也只是王,还不是帝,吞并波斯才是帝。国家形态演进,由小到大、由分到合是主流,非把小国寡民当最高形态,肯定不对,不仅不符合古代大趋势,也不符合现代大趋势。

国家,大点儿好,还是小点儿好,古今颇有争论。现代欧洲,直到今天,还是小国林立,这是蛮族入侵的结果,属于倒退。近代,历史上的大国被西方肢解,那是殖民时代造成的,除了便于分而治之,毫无道理可言。国家形态演进,从全世界的历史看,城邦是原始形态,帝国是发达形态,绝对不能倒过来讲。否则,欧洲就不该有马其顿帝国和罗马帝国。而没有罗马帝国,也就没有基督教世界。没有基督教世界,也就没有今天的帝国主义,更不可能有欧洲统一和全球化。我们不能说,天下国家,小必好,大必坏。

希波战争,希腊打败波斯,怎么看怎么像《三国演义》中的赤壁之战。真的,谁能想到,曹操,舳橹千里,旌旗蔽云,怎么反让孙、刘联手,借东风,用火攻,打了个落花流水。其实,在人类军事史上,这种冷门是家常便饭。即使现代,以小胜大,以弱胜强,也有不少例子。它丝毫不能证明,蜀、吴比魏国有什么优势。美国学者奥姆斯特德在他的《波斯帝国史》中写道,“对于这个帝国而言,希腊从来就不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威胁。因为希腊并不是一个政治实体,而是许多的希腊国家”,“传统的说法必须纠正……我们所积累的全部知识,只能证明当波斯帝国在进攻独立、弱小而又分散的希腊城邦时,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力量”。

东西古今“历史大翻盘”

西方史学有所谓“希腊化时期”,通常指亚历山大东征到托勒密王朝灭亡(前334—前30年)。这个概念是1836 年德国历史学家德罗伊森提出来的,它要强调的是“西方化东方”。《波斯帝国史》里说,这个化早在亚历山大东征之前一个多世纪就已开始,大约在阿尔塔薛西斯二世(前404年—前359年在位)时。但这样的化,只是万邦来朝的一部分。波斯何止这一化,它还有埃及化、亚述化、巴比伦化、吕底亚化。这就像罗马帝国解体前,罗马化带动日耳曼化;罗马帝国解体后,日耳曼化带动罗马化,是个互相补充的过程。

历史上的同化经常是相互同化,征服者被被征服者征服。希腊都是小国,没有治理大国的经验。亚历山大征波斯,按《波斯帝国史》的说法,“他占领的地区是仿照波斯行省机构来组织的”,“他梦想把波斯和希腊两个民族和文化融合成一体,东方征服了这位凶猛的征服者”,在国家制度的层面上,他是效仿波斯,所谓“希腊化”,其实也可以说是“波斯化”。

“后希腊化时期”,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。从帕提亚到萨珊波斯,我们看到的是,希腊的影响在逐渐消退。

居鲁士(公元前550年—前529年在位)当年,兵锋所向,席卷近东,他怎么也不会想到,后来的波斯会堕落到靠金钱外交和武力恫吓过日子,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,打仗全靠雇佣兵,让这些雇佣兵看出其腐朽虚弱。其实,很多历史上的大帝国都如此。罗马重装步兵,当年多厉害,最后打仗,靠日耳曼雇佣兵,灭亡罗马的正是这批雇佣兵。中国也如此,蒙古铁骑,打遍天下无敌手,说垮就垮了。满族八旗,以骑射取天下,最后提笼架鸟,逛戏园子,打仗全靠曾胡左李。民国初年的北洋军阀就是曾胡左李的遗产。

现代社会的顶端,以美国为榜样,是以金融、科技和军工生产为三大支柱,脏活累活苦活,什么都往落后国家转移,就连打仗都想找替死鬼,正是走在这条路上。

有人说,亚述帝国(公元前935年—前612年,兴起于今伊拉克境内两河流域一带)是世界第一帝国。其实,它只是波斯帝国的铺垫。波斯才是第一个世界性的大帝国。研究帝国主义史,这是很好的借鉴。希腊,以小国胜大国,也是今天还有的事。波斯帝国的陨落,有很多负面经验值得探讨。比如它的苛捐杂税,比如它的穷兵黩武,比如它的地方分裂,几乎可以说是所有大帝国的通病。

现代西方人读这段历史,往往认同希腊,而诋毁波斯,以为自己是“当代希腊”,他们完全忘了自己所处的历史位置,历史已经大翻盘。其实,当时的波斯才是“帝国主义”,希腊反而是“亚非拉”,跟现在的东西方,地位正好相反。

本专题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,文章及图片选编自其近著《波斯笔记》(三联书店2019年9月出版),标题为本版编者所拟,文字略有删节,转载已获授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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